余华英再被判死刑当庭上诉 杨妞花：第一次看到了她的恐惧

海报新闻首席记者 张稳 记者 田阳 张旭 贵阳报道

杨妞花没有想到，距离10月11日重审一审开庭，只过去了14天，她就等来了开庭宣判的消息。

这是过去29年来，她等待时间最短的一次。

1995年，5岁的杨妞花被人贩子余华英从贵阳拐卖到邯郸。被拐26年后，2021年5月，她找到了原生家庭，却得知自己被拐后的两年内，亲生父母承受不了打击已接连离世；一年后，杨妞花在当年被拐的事发地成功立案，当月余华英被抓。

2021年，杨妞花回贵州老家认亲时的画面

2023年7月14日，杨妞花等来了余华英受审。庭审现场，时隔28年再次见到余华英，杨妞花泪流不止。

66天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余华英被判处死刑，她当庭上诉。

71天后，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41天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以“原判遗漏原审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由发回重审。

这让杨妞花在煎熬中又等待了9个月的时间。虽然她一度无法接受，不过后来的她倒也释然了：“（重审）肯定是希望能够查出更多被拐的儿童，我没有理由不配合，那我就继续等。”

清算“余罪”，和判刑一样重要。重审一审开庭，被余华英拐走的儿童数量从11名增至17名。这17名儿童来自12个家庭，其中有5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2个孩子，甚至有的孩子被她拐走后又被中途遗弃。

彼时，经过长达7个小时的审理，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走出法院的杨妞花告诉在场的寻亲家长和媒体记者：“庭审过程中，余华英态度恶劣，甚至辩称自己不是主谋。作最后陈述时，余华英称知道自己罪有应得，但是希望法律能再给她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公诉机关建议对余华英判处死刑。“自始至终，她一滴眼泪都没掉，一句道歉也没有。”杨妞花说，她相信无论最终审判多少次，一定会等来好的结果。

收到再次开庭的通知时，杨妞花还在贵州，陪伴自己的外婆，看望该案中其他的受害者家庭。杨妞花推迟了返回邯郸的行程，再次提前两天到了贵阳。

这是杨妞花第五次出庭面对余华英。每次开庭，杨妞花总会坚持到庭审现场。

10月25日早晨，杨妞花在开庭前接受采访

其实，每次开庭前几天，杨妞花和姐姐都很焦虑：“害怕，做了很多设想，会不会改判无期？会不会上诉？会不会……”

2024年10月25日早晨，走进法院之前，杨妞花告诉记者，她已经做好了余华英上诉的准备，她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就算再累也没关系，已经走到现在了，累也得坚持下去。”

杨妞花说，正常情况下，这次开庭，她不会和余华英有任何对话的机会。“不需要对话，因为说再多（也没用），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拿到判决结果。”

上次开庭时，杨妞花曾和余华英对视了很长时间。那是在余华英进入法庭前，杨妞花就和此前每次开庭时一样，一直盯着门口，想要看余华英是如何走进来的。

“这次她在直视我，之前我看她的时候，她没有直视我，整个直视的过程，她都是下巴微扬，半眯着眼睛看着我。”两个人出现了长达10秒的对视，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两次。7个多小时的庭审，杨妞花对余华英的恨意更重了，她曾说余华英是她这辈子最恨的人。

杨妞花说，从上次庭审的过程看，余华英求生欲很强，“她很想活着，但是她不会主动交代任何一个被拐的孩子。”

此前，杨妞花的代理律师、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文广律师告诉记者，目前查明的余华英涉嫌拐卖的这17名儿童，没有一个是她主动交代的。

这让王文广律师和杨妞花异常气愤：“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被她拐卖的孩子没有被发现。”

庭前，杨妞花告诉记者，如果余华英继续上诉的话，她不会像去年一审宣判后那样，拿着判决书去父母坟前祭拜。“我会等到拿到最终的判决结果的那天，再去告慰父母。”

杨妞花说，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余华英继续上诉的话，她也会像一审时那样，继续上诉。

10月25日早晨，杨妞花在开庭前接受采访

姐姐桑英希望能维持原判：“（妹妹）太累了，我特别心疼我妹妹，因为我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懂，一直是我妹妹在前面硬撑着。”

开庭前，杨妞花又梦到了父亲。她问姐姐：“姐姐，爸爸会不会觉得我很厉害，在替他们讨公道。”在姐姐心中，杨妞花一直非常厉害：“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如果爸爸能看到的话，他会很骄傲的。”

上午9点，杨妞花和姐姐桑英以及代理律师走进法院。一如既往，法院门口早早就站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高举着寻亲信息牌的寻亲家长们。他们再次齐声为杨妞花加油鼓劲。

“我每次来，他们都会给我说加油，我仿佛看到了我爸爸妈妈在给我加油。”杨妞花说，那些寻亲的家长就像是她的父母一样，她看到每一位寻亲的家长，都能看到自己父母的影子。“如果我的父母还活着，一定也会像他们一样去全国各地找我。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贩子伏法，更多的寻亲家长都能找到被拐的孩子。”

10月25日，法院门口站满了寻亲的家长们

就在此次开庭的前夜，数十位寻亲家长一起为“女儿”杨妞花补过了生日。他们说看到杨妞花就看到了希望，希望贵州能多出一个“杨妞花”。

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到庭审现场的寻亲家长还有媒体记者，比以往任何一次开庭都要多，现场的寻亲信息牌更是数不胜数。

“是的，我们不能让杨妞花一个人战斗！”

此次参加庭审的，除了杨妞花和其他受害者的父母外，还多了另外一位被余华英拐卖的孩子。“从起初只有我一个人，到后来有越来越多被拐孩子的父母参加，到这次，又有和我一样被拐卖的孩子参加，他也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孩子。”

这个孩子和杨妞花一样，被拐卖到了邯郸，距离杨妞花的居住地只有十公里。当时他和哥哥一起被拐。因为哥哥年龄大了一些，被余华英遗弃在了游戏厅。

10月25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图片来源：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上午11时，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杨妞花也立即提出了上诉。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称，该案发回重审后，公诉机关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追加起诉被告人余华英拐卖李某等6名儿童的犯罪事实。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重审查明：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2003年期间分别伙同龚显良（已故）、王加文（另案）为谋取非法利益，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云南省等地流窜作案，物色儿童进行拐卖，得手后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他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共拐卖儿童17名。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余华英为谋取非法利益，多次拐卖儿童共计17名，造成12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有的父母为寻找子女多年颠沛流离，抑郁而终。余华英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应予以严惩。虽有坦白，但不足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10月25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图片来源：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杨妞花拿着判决书走出法院，向在场的寻亲家长和媒体记者宣读了判决结果。

记者注意到，听到余华英选择上诉的消息时，现场不少寻亲家长非常激动，高喊：“余华英死刑！”

杨妞花说，当她听到余华英再次提起上诉时，她的眼泪立马掉了下来。虽然之前有过预想，但真正听到这句话时，她还是没有忍住：“法官问她‘上诉吗’，她立刻回答‘上诉’，没有任何犹豫。我没有想到她真的可以再次提出上诉，我们也紧跟着上诉了。等二审开庭时，我还会来参加庭审的。”

杨妞花还告诉记者，这次宣判，她第一次看到了余华英的恐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垂头丧气、双手发抖，整个庭审过程她的头没有抬一下，我能感觉到她心里面是害怕的，她真正感觉到了害怕，感觉到了恐惧。除此之外，她没有任何表达，没有任何道歉，也没有认错。”

这次当杨妞花再和余华英对视时，余华英只是看了她一下，立即把头低了下来。

记者从重审一审判决书了解到，贵阳中院认为：余华英拐卖17名儿童的事实清楚；在案证据可以证实余华英起主要作用，是主犯；2022年6月被抓获后，仍不主动供述犯罪事实，没有悔罪表现。

杨妞花走出法院，向在场的寻亲家长和媒体记者宣读判决结果

法院还判决被告人余华英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分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妞花等4人经济损失各3万元；分别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贤等3人经济损失各3万元；分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申某鹏等2人经济损失各3万元。

贵阳中院称，由于被告人余华英拐卖杨妞花等6人的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经济损失，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寻找孩子或者被拐儿童寻找亲生父母实际支出费用应予赔偿，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妞花等9人未提供具体的证据证明其损失，故对各被拐儿童或家庭酌情赔偿经济损失3万元。关于精神损失费的赔偿请求，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依法不予支持。

此前，记者了解到，杨妞花共提起了920万元的民事赔偿。“索赔这些钱，我们也知道她根本就没有，也赔不了。去年一审时判她赔偿3万元，就算是3万元她也赔不了。我希望赔偿的金额能够提高，只是为了对人贩子产生震慑和警示作用，只有这一个目的。”

“预计两个月之内就会开庭。”王文广律师表示，届时仍然会提起附带民事部分的上诉，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赔偿金，是为了更好地跟踪余华英案的最终结果。

“我相信很快就会迎来二审开庭，等拿到最终的判决结果，给爸爸妈妈看。”杨妞花说，之后她就可以好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然后尽自己所能帮助寻亲群体。

一家四口的照片一直摆放在杨妞花床头

庭审结束后，寻亲的家长们久久不愿离去。

就像央视新闻说的那样，“不能让杨妞花一个人战斗”。杨妞花亲手将人贩子余华英送上法庭，杨妞花了不起，她是自己命运的勇士。这背后，也有国家司法、技术的进步。

个人之勇我们称其为孤胆，社会之勇我们称其为群英，国家之勇，就是法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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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