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总的腔调，《繁花》的门面担当

剧版《繁花》片尾提到参考了木心的《上海赋》。它无疑借鉴了这篇文章包罗万象的看上海视角，用《一代宗师》中面子和里子的说法，那就是面子里子都要：黄浦江与和平饭店是面子，苏州河与弄堂是里子；宝总是面子，爷叔是里子。黄河路南京路是面子，进贤路是里子。或许有人会再追一句：男人是面子，女人是里子？剧版《繁花》说：不能这样简单化。

王家卫的改造

王家卫曾说过，很多上海小说可能受到张爱玲的影响，味道是女性的，《繁花》却充满男性荷尔蒙，有上海男人的性感。深受话本小说影响的《繁花》，内容被人概括为“旧时繁华，鸡零狗碎，格子间里的湿漉漉，最后落得一句鸳鸯蝴蝶梦”。这是小说中四个男人阿宝、沪生、陶陶、小毛四个人身历的上海，它是世俗的，市井的。王家卫则从饮食男女中看到了山河岁月和时代变迁，于是对小说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把时间聚焦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沿用其前作《一代宗师》比试武艺的形式，以黄河路南京路的商战、股市大战来带出“92南巡”后人们尽情张扬欲望与野心的热血时代。为此，他不惜牺牲掉沪生和小毛，将他们的一些特点赋予阿宝和陶陶，同时以阿宝为主，陶陶为辅，并将小说中魏宏庆、范总等小配角和女性角色放大。这样面子、里子的表达就都有了，且篇幅精简，更能以一奉十还原改革开放年代上海人的生存百态与奋斗历程。

剧版中的阿宝，与小说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醉生梦死的颓丧阿宝不同：他有野心和雄心，又赶上时代的风口，在老法师爷叔的指引和带领下，在三位红颜知己的助力下，在股市和外贸业务上呼风唤雨，成为黄河路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业大亨——“宝总”。

剧版《繁花》尽管有重构上海上世纪90年代发展史的野心，但商战戏拍得实在悬浮，有一种爽文既视感。尽管如此，宝总这个人物却塑造得颇有格调。剧版没有将他塑造成一个霸道总裁，或在商战中不断升级打怪的高手，而是塑造出具有深厚商业文化底蕴和宽阔视野的商人。宝总既出入于黄河路南京路，也流连于进贤路；既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又有强烈的世俗生活智慧；既有从容优雅的风度，又有爷叔调教出来的泰山崩于前都气定神闲的气派。红颜知己的助力又让他有一份怡然自乐的小雍容闲适，再加上饰演者胡歌自身有一种纯净如水的气质，使得宝总既有少年的激情与冲劲，又有青年的玩世不恭与风流潇洒，还有中年的温润、睿智和清醒。

如此一位有腔调的宝总，自然成为《繁花》的门面担当，最能代表改革开放年代上海的华丽面子。然而，如果没有《繁花》中众多美丽、智慧、独立自主的女子的映衬，这个面子便会失色很多。

当代“海上花”

尽管王家卫欣赏小说《繁花》的“男性”味道，但作家王安忆却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作为最能拍出女性的美丽、性感与风华的华人导演，王家卫显然听进去了。他花了很大心思将小说中的李李、玲子、汪小姐的故事和命运进行再造，令她们真正成为代表上海生机勃勃的女性群体，成为当代的海上花。

这样的“改造”很重要。小说《繁花》重拾古典话本的形式是优点，某种程度上却也承继了旧式文人趣味，对女性的描绘，难免带有男性凝视的物化视角。在此眼光下，她们哀感顽艳，没有主体性和能动性，匍匐于命运脚下，虽然活在现代，却像活在前现代的清末或民初。

剧版在将小说文字转化为影像的过程中，一洗此种滥调，不再让她们局限于家庭、卧室和弄堂，而是和男性一起，经历时代的淘洗，与时代共舞；不再是被凝视的客体，而是具有自主意志的个体。

夜东京老板娘玲子，类似王家卫前作中潘迪华饰演的母亲角色，为男主角的生活托底，且渴望他的爱（而不得）——玲子是宝总的托底，她的夜东京就是他的家。也可以说，玲子和夜东京是《繁花》的底色。她曾经在东京银座工作过，见多识广，有八面玲珑的世故和圆滑，又有上海市井的精括，还有江湖的义气一面——集“作、嗲、精”于一身，令人又爱又恨。她可以放下身段当宝总的后勤和生活保姆，又精明地“搜刮”他的钱；而在他出车祸时，又为他摆平所有烦心事。得知他不可能爱上自己，当机立断斩断情丝，转身自立门户，做得风生水起。里子一翻转，瞬间就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面子。上海女人的能量之大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绝情与重情，执著与洒脱，市侩与大气，矛盾又和谐地统一于她身上。

汪小姐原是外贸公司的优秀员工，因同事陷告，事业从顶峰跌到谷底，后又成为创业者。这使她激发出顽韧的生命力，坚定了“自己做自己码头”的决心。小说中的汪小姐形象庸俗，一门心思生孩子传宗接代，上演了出轨、假结婚之类的狗血事件。剧版中的她却是率直泼辣的女子，表面风风火火、咋咋呼呼，实际上做事有目标、有底线、有骨气。从先前依赖宝总成名，到后来创业完全拒绝他的任何帮助，有着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的孤勇与决绝。从众人宠爱的外贸公司汪小姐，到自立门户的虹口小汪，她曲折的成长历程，是剧版《繁花》中最动人的剧情之一。

小说中的李李神奇出场，又以出家退场，始终显得神秘，与宝总有交往，也不过是世俗男女的露水情缘。在剧版中她大放异彩，是霸气的老板娘，手持三千万存款杀入血雨腥风的黄河路商圈，美貌与智慧并存，高傲、独立、果敢。和宝总属于同类人，是他的镜像和对照，如同《一代宗师》的宫二与叶问。她看似利字当头，在商战中杀伐决断、冷酷无情，其实有侠气，日常不乏侠义之举，如对手下女职员悉心调教，对夜东京老板娘玲子惺惺相惜，对创业的汪小姐也给予帮助。她和宝总虽是对手，却能互为成全，而且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能够牢牢将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敢于面对和迎接“未知”。

剧中作为配角的其他女子同样活得多姿多彩，比如以毒舌打破玲子迷思的精品店店主菱红，想做老板娘却碰得头破血流的小江西，性格专横脾气火爆的饭店老板娘卢美林……她们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命运或悲或喜，却也活出了自己。她们是改革开放年代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亿万女子的化身。

搞钱与谈情

正如《一代宗师》中叶问和宫二的比试武艺只不过是幌子，两人之间若有若无的情意才是重头戏。王家卫是描摹都市男女畸零情感的高手，“爱无能、爱而不得”是他的片中人的宿命。

剧集《繁花》同样如此，将商战拍得炸裂不是他的意图。他想要拍的，其实是商战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当王家卫擅长的都市畸零情感遇上改革开放年代全面张扬的欲望，人们面对金钱与情感的天平又该如何选择？在商战中是选择赤裸的利益还是浓浓的人情？宝总总是先考虑后者，这才成就了他的腔调。

《繁花》中，几乎全员义无反顾选择金钱（事业），而放弃感情。源头其实在阿宝：曾经纯真的初恋雪芝和阿宝分手多年后重逢，在他面前明晃晃地亮出她在香港的工资——20000元，并说他若能赚到超过这个数才可能复合。而她的英文名，正是他溺亡的青梅竹马蓓蒂的名字，那是他永远无法忘怀的伤痛。

阿宝大受刺激成为商业大亨宝总，后来在香港看到雪芝不过是酒店的服务员。那时起，他的情感世界就成了所有女人无法进入的禁区。他什么都可以付出，就是无法付出情感。他送玲子夜东京，但不给她任何许诺；他送汪小姐业务和凯迪拉克汽车，但不回应她的等候。他给李李奉上六个密码箱的钞票，但他们从不谈情。

他的选择反过来也刺激了她们的选择。夜东京的玲子搜刮宝总的钱，其实是以“谈钱”的方式跟他“谈爱”——如北野武的母亲，生前不断搜刮儿子的钱，死前给他寄来一张大额存款单，分文没用。当菱红戳穿玲子在自欺欺人时，她毁掉了旧的夜东京，重建了新的夜东京，决心凭本事搞事业，并且还回他一张50万的存款单。这，意味着将多年来对他的情意清零。

汪小姐看到他送的凯迪拉克车，不喜反觉受辱，因为她意识到自己视为无价的革命情谊被标上了价码。这才有了她毅然决然的创业之举，为的是证明离开宝总，她自己依然可以成功。

李李是江湖中人，险象环生，惶然如惊弓之鸟。她要的是能随时兑现的实惠，谈情说爱太奢侈了。在剧中其他人物身上，也有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使他们成为只谈金钱不谈感情的人。

剧集《繁花》中，金钱还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它有两种涵义：一种是实际的金钱。宝总无论对谁送出金钱或实物，那都代表了他的情义。玲子、汪小姐选择退回或不收，那也代表了她们的情义。另一种是创业或搞事业，也就是现在通称的“搞钱”。当玲子、汪小姐她们选择搞事业而不是情感时，她们一定认为搞事业能带给自己更胜于情感的存在价值。

而金钱的变质，是当蔡司令的情人金凤凰说出“只有钞票是真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时，是当强慕杰挟资本的力量想要碾压宝总时。此时，金钱成为碾压一切情感关系的破坏性力量。

有人说，《繁花》里的繁花是宝总，有人说是玲子、汪小姐、李李她们，有人说是金钱。都是。其实，繁花也代表了金钱的情义。当情义消散，一切就如小说作者金宇澄所说：“繁华繁花，物极必衰，人生就是这样。”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