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路》：一代代青年对人生的追问从未停止

专访电视剧《人生之路》编剧洪靖惠— 一代代青年对人生的追问从未停止

■记者 王彦

“有意思的是，高加林的情感难题中，今天的观众都心疼刘巧珍，却在扪心自问时对高加林报以理解之同情。”和电视剧《人生之路》的编剧洪靖惠见面，她突然发问，“你有见过‘人人都是高加林’的网络评价吗？”

部分取材自小说《人生》，“上海出品”电视剧《人生之路》播出已过半。如果说，剧情的前半段再现了原著中的“高加林难题”，述说40年前一代农家子弟改变命运所经历的痛苦抉择；那么随着几经人生起落的高加林靠一支笔把自己带到上海，剧中的“上海副本”已开启。黄浦江畔，高加林、刘巧珍们即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顺应时代、学习新知识、奋斗人生路，终于改写命运。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洪靖惠说得坦诚：“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创作者，我当然希望把家乡融入作品。但前提是，得遵循原著精神，遵从戏剧逻辑、现实逻辑。”正因此，她继承原著里对人性欲望和障碍的凝视，又补足更为宏阔的时代画卷——改革开放浪潮下，开风气之先的大城市生机勃勃，人们对知识的推崇以及文学的蓬勃生长都让一代知识青年心潮澎湃。补上这些细节，观众更能理解，对彼时困守于偏远山村的高加林而言，他对“做个城里人”的向往，何尝不是一个读书人渴望在时代中与国家发展同频、施展抱负的济世梦。“所以，今天的观众并不简单粗暴地给高加林贴‘陈世美’的标签，而是浸入时代，思考高加林的不甘、不屈。”洪靖惠说，看到网上关于高加林们的抉择讨论正在重启，她更确信改编和续写《人生》是有必要的。

“正如1982年路遥先生的小说在《收获》杂志发表后，一场大讨论始于《文汇报》，并最终影响全国。一代代青年对人生的追问其实从未停止，高加林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当代文学始终‘活’着的人。”

以原著精神接续文脉，写“高加林难题”在当代的回响

2017年，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洪靖惠因为话剧《大清相国》的剧本进入剧方视野。路遥之女路茗茗授权同意后，她着手改编剧本。起初，编剧更关心人物命运，“从一开始我就想好了，一不希望高加林的人生始终受挫，希望他能拥有更广阔天地；二来希望刘巧珍、黄亚萍这些可爱的女性能拥有各自的幸福、收获”。但写着写着，一个问题反复涌上心头——这样写符合路遥先生的“未竟之言”吗？

于是，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原著的洪靖惠再次细细品读小说《人生》，人物命运背后人性的底色、社会背景的铺陈渐渐浮现出来。“路遥的原著精神在我看来就是‘真实’二字，对人性、对欲望和障碍诚实，对社会和时代诚实。”改编的策略既定：就是要以遵从原著精神的创造性改编接续文脉，按照人物的行为逻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发展逻辑妥帖安置各人的命运落脚。

“路遥先生笔下，人生不是孤立的描写，也并非抽象演绎，而是以人生为前景，介入对社会的观察。”洪靖惠在编剧阐述里写下如是文字：“高加林的难得之处，在于当没有人敢质疑社会现象、城乡差距等发展中的不足与阶段性不公平时，他能深刻感知并竭力靠自身努力去改变、去争取。”▼下转第五版

（上接第一版）

作家在小说里对城乡二元结构给个体命运造成的无解困境投去了悲天悯人又保持愤怒的注视，编剧在《人生之路》里将高加林们在城乡进程中个体意识的觉醒一一外化为富有诗性的影视语言。剧中有一幕，上海来陕北采风的陈方明星夜赶路，从高家村跑到县城，只为打电话祝女友生日快乐。第一次见识到生日祝福和直白的爱意表达，高加林和刘巧珍都大为震撼。受此启发，高加林给全校师生举办了充满仪式感的集体生日会，给山里的孩子上了一堂关于生命、尊严的人生课。那是现代文明给农村的高加林带去的深刻冲击，让他迫切想要走到更广阔的天地。

更大胆的改编从开篇就亮出：编剧创造出新人物高双星，让他“冒名顶替上大学”，在上海浦江学院过着高加林梦寐以求却遥不可及的理想人生。一个原著中不存在的角色带着近些年曝出的社会事件“空降”到40年前的经典作品，洪靖惠承认，有风险，剧组内部也争执过，“但感谢路茗茗女士，给了影视改编最大的自由度”。如今，弹幕和许多网友评论都证明，“陕北农村的高加林”和“上海求学的高加林”命运互换，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仅制造了人生互文的故事魅力，也展现了更为丰富的不同时代境遇中人的面貌。比如高双星，他是偷走高加林人生的“罪人”，但在偷来的生活里，他一边背负着法律和道德枷锁，一边在忏悔中不虚度地走过人生路，他替农民工发声就是努力向好的注脚之一。“我希望通过城市和乡村不同青年的境遇和选择让时代更加显影。”以此叩响“高加林难题”在当代的回响——什么样的奋斗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人生之路又该怎么走？

故事在上海续航，是时代浪潮和城市精神的双重辉映

围绕《人生之路》的改编，“上海”是道必答题。此前，导演、总制片人都给出过各自答案。编剧的回答依然从原著开始。“小说里的高加林有句名独白‘连联合国我都想去！’这样清高又傲气的高加林，既然他都想去联合国，那么他肯定想去中国的大城市施展抱负。上海，在故事的时间背景，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八面来风的城市。”

编剧的第二重答案，从路遥的个人经历中汲取依凭。“我相信，路遥先生是支持高加林的选择的。”路遥出生于陕北一个山沟，后被过继到伯父家。他曾在《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等小说里把人的饥饿感书写到了极致，那都是汇入了个体生命经验的。“到了《人生》，他面对的是精神上的饥饿和挣扎，‘走出去’成为心底的强烈渴望。”1982年，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首发，又在《文汇报》率先掀起讨论热潮。“从一开始，路遥和他的《人生》就和上海这座当代文学重镇紧紧相连。”洪靖惠说，在剧本初创期，主创团队追踪到了路遥与上海的不解之缘。1984年，央广推出广播剧《人生》，解说人是上海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同年，上海人艺把《人生》搬上话剧舞台，几乎场场爆满，路遥本人还受邀前来观剧……不夸张地说，上海于路遥如良师益友。“也许《收获》首发《人生》并不是偶然，这本文学期刊和它所在的城市一样，秉承着一种包容的人文品格。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都曾在《收获》留下自己仍是新锐时的作品。”编剧说，所以故事内外，海纳百川的上海都是全国文学青年心向往之的地方，这一点上，路遥和他笔下的高加林心意相通。

《人生之路》开启“上海副本”后，年轻人通过不同路径陆续汇聚到上海。高加林靠一支笔在报社求职成功，从校对到社会新闻记者，最终，还是融入路遥的人生轨迹——成为作家。拥有金子般心灵的刘巧珍被命运推动着来到上海，从上海阿姨的保姆做起，一点点融入城市，更融汇了上海女性身上的独立、黄河儿女基因里的坚韧，开启自己的创业人生。而黄亚萍，这个曾让高加林陷入情感迷宫的女性，爱情之外，更追逐事业梦。“我特别注意到，原著中高加林向巧珍提分手后，姑娘没有哭天抢地，而是冷静接受了这一切并满是善意地替她的加林哥着想。”洪靖惠说，《人生》虽然看似“高加林的男主戏”，但路遥在塑造女性角色时依然赋予了她们各自的独立自强、自我意识，“这是40年前极为珍贵的，我想在改编时让这些女性角色融入城市和时代发展后，更熠熠生辉”。

在编剧的独白里，她想写的上海，是奋斗者的未来都可以实现的地方，一如路遥曾经遇见的上海，有着时代浪潮和城市精神的双重辉映。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