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style》到《科目三》：乐舞仪式的回归?

刘润坤

2012年，韩国音乐人鸟叔（朴载相）的k-pop单曲《江南style》发布。这首以讽刺韩国首尔富人区生活方式为主题的音乐舞蹈作品迅速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走红，并在当年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YouTube发展史上最受喜爱的作品。

2023年，起源于中国广西民间风俗的《科目三》在短视频平台抖音火出了圈，从线上到线下，从中国到海外，从大街小巷到专业舞台，处处可见其丝滑的舞步，一时间仿佛全世界都跳起了《科目三》。

从《江南style》到《科目三》是参与式互联网视频时代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它们能够流行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契合了媒介传播特性，成为被时代选中的文艺形式；另一方面在于纾解了当代人的“意义匮乏”，成为摆脱这种匮乏的“救助站”。

身体的在场

在传统社会当中，意义的生产来自仪式，而乐舞则是仪式的主要活动。在前现代的部落当中，不论是祭祀、节庆、婚丧嫁娶等正式仪式，还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互动仪式，人们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呼喊相同的口号，身体以共同的节奏摆动，这是部族成员沟通情感，激发共鸣的必要条件。

乐舞之所以具有如此仪式感，是由于其独特的审美属性，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乐舞和其他艺术门类最主要的不同在于身体在场，即它以人的身体为媒介，而不是离身的符号，因此能够传达更为丰沛的情感。伴随着身体的舞动，人们沉醉其中，很容易进入一种陌生化的情境，巴赫金称之为“第二生活形式”，涂尔干称之为“集体欢腾”，范·热内普称之为“过渡礼仪”。

特纳将仪式的陌生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离、中介迷离、重新聚合，即人们暂时脱离原有生活，进入到一种迷离的状态，而后进入新的意义系统之中。乐舞仪式使人进入陌生化状态，于是情感得以交流，意义得以生成，秩序得以重建。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脱域，文字、图像等离身的符号取代人的身体成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仪式也随之消逝（韩炳哲）。仪式消逝带来的后果是交流的信息性增强而情感性减弱，正如詹姆斯·凯瑞感叹的那样，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对于传播而言就是信息传递取代文化共享的过程。究其原因在于，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够承载面对面交流那样丰富的信息。由于可供性有限，在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当中，人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语气神态等情感性的因素被视为噪音而过滤掉，只剩下那些有效的、承载着具体内容的信息。

以《江南style》和《科目三》为代表，参与式互联网舞蹈的兴起让人们看到古老的乐舞仪式在现代社会焕发出的新生机。参与式互联网舞蹈的演员和观众之间不再是表演和观赏的关系，而是处于在共同创作当中激发情感能量的共在状态。在这种舞蹈当中，身体作为交流媒介得以回归，由此生成的身体共在虽然是虚拟的，但能够产生如同传统社会乐舞仪式一般情感互动和社会聚合的功能，因此可以将这一类舞蹈称为赛博乐舞。

以参与式互联网为土壤

参与式互联网是赛博乐舞得以产生并流行的土壤。参与式互联网即第二代互联网，区别于以门户网站为信息生产方、以可读为交互形式的第一代互联网，而是以用户为信息生产方，以可写为交互形式。第二代互联网将体验模式由读转变为写，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参与式体验，因此也被称作“可读可写互联网”和“参与式互联网”。

按照用户参与内容生成的媒介符号不同，参与式互联网诞生至今经历了从文字到图文再到影像的三个时代。文字时代的代表是博客和论坛，图文时代的代表是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视频时代的代表是视频网站和短视频网站。《江南style》和《科目三》所依托的YouTube与抖音、TikTok，正是参与式互联网视频时代最典型的内容平台。

在视频时代到来之前，参与式互联网并没有解决身体在场的问题，不论是文字还是图像，都仍然是离身化的、抽象化的符号。身体在视频时代得以复归，这是由于影像本质上是一种身体媒介，它能够指向人的表情、神态、动作等身体语言。互联网的终极意义在于“互联”，即让人与世界的连接成为可能，人们通过文字和图像实现符号层面的连接，通过影像则能够实现身体层面的连接。每一种媒介都有与之最为匹配的文艺形式，赛博乐舞作为身体艺术成为了被时代选中的形式。

这些乐舞作品通常配有动感的音乐，舞蹈以手部动作为主，简单易学，便于传播；而为了吸引更多用户，平台算法也格外青睐这类内容，因此很容易形成现象级迷音。魔性的音乐响起，舞蹈者便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丝滑的动作摇起来，参与者就进入到一种迷离的状态，赛博乐舞让人们进入到一种“集体欢腾”的“第二生活形式”之中，似乎准备好了接纳新意义、建构新秩序。比传统乐舞更进一步的是，赛博乐舞可以克服时空的阻隔，形成一种超时空的共在状态、一个“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乌托邦世界。

切中当代人的精神痛点

赛博乐舞的流行得益于其与时代媒介的契合。但只有媒介契合，没有用户需要，是不可能获得大规模参与的。之所以参与者众多，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当代人的精神痛点——“意义贫困”。

社会学家项飙在一次专访中提出这个概念，描述的是当代人匮乏感的来源并非经济上的贫困，而是意义上的匮乏。现代社会的意义贫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以升职加薪、买房买车、阶层跃迁主导价值观的社会，内卷愈演愈烈，人本能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几乎没有存在空间。另一方面是仪式的消逝，在传统社会，仪式是意义建构的主要载体，现代社会伴随着仪式的消逝，意义失去了生成和传递的载体。通过制造和参与集体仪式，当代人寻求摆脱意义贫困的状态，“进淄赶烤”“进天赶跳”等热点事件都是典型的案例（路阳、张敦福）。赛博乐舞带来的仪式化体验与这些事件类似，它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现代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意义贫困而带来的焦虑，人们在虚拟的共在之中体验到了现代社会所缺乏的连接感和意义感。

赛博乐舞通过重建仪式化情境，让人们看到摆脱意义贫困的可能性，这的确令人充满希望。但需要追问的是，经过暂时的分离、中介迷离及进入集体欢腾的状态之后，新的意义生成了吗？

《江南style》所成就的，是鸟叔这一超级IP，其他参与者成为他的粉丝，成为文化工业的一环；《科目三》所成就的，是抖音和TikTok这样的超级平台，平台通过算法鼓励对相同内容的模仿和复制，为了获得流量，用户成为免费的数字劳工。因此可以说，乐舞仪式过后，新的意义并未生成，人们不过是从一种异化，转换到另一种异化。这也是为什么，劲歌热舞过后，人们往往很快重新感到匮乏和虚无，只能通过加入一波又一波新仪式，寻求短暂的意义脱贫。赛博乐舞带来的仪式感，只能暂时缓解意义贫困，而无法建构新的意义。

（作者为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文汇报